本研究旨在瞭解高一學生對多變因之因果推理與論證能力的表現，以及兩者之關係。研究方法採用問卷調查方式，研究對象為公立學校高中一年級學生共165 人，學生的基測入學錄取PR 值介於87-99 之間。研究使用「因果推理與論證能力問卷」作為研究工具，此工具經科教專家審查，內容包含藥物成效、動物趨性、噴撒殺蟲劑和地震預測等科學情境，讓學生以寫作方式呈現自己的因果推理與論證的思考，問卷經由三位評分者分別進行評分，整體問卷的Hoyt信度值為.992。研究結果顯示，學生在多變因之因果推理方面，「因素尋找」能力比「理由陳述」能力的表現好。在論證方面，學生在「證據與理由」、「反駁」能力比「提出宣稱」能力的表現差。因果推理能力與論證能力兩者間具有高度相關（r =.782, p<.05），且因果推理能力表現較佳的學生在論證能力上的表現也較好（p＜.05）。

本文屬實證研究，為研究者於2005 年至2007 年間，實地訪談與觀察北台灣縣市偏遠地區國小實務工作者教學之後的研究發現。本文依據貧窮社區特質、教育社會學中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之概念、及增權賦能教學回應弱勢者教育需求等觀點，成為資料分析的視角。本文發現：(1)教師覺知偏遠社區環境缺乏文化資本與社會資本因素，且深刻影響學童學習態度與學業成就；(2)教師教學回應類型有二：大部分教師致力於補救教學及力行道德規訓策略，提升學童學科成績及形塑道德行為；少數教師於學校層級發展連結社區與家長，意圖建構學校－社區－家長連結社會關係的課程。基於兩種教學回應類型之教師比例懸殊，本文進而討論(3)教師課程意識受到學校課程脈絡既定假設及教師自身屬性侷限，左右弱勢者教育之課程實踐取向。本文建議強化偏小教師覺知與行動關係，多鼓勵教師拓展教師課程意識面向，慎思如何提升弱勢學童學習之課程與教學，對弱勢學童有實質關懷與長遠助益。

本研究以一所臺北市大型國中為研究對象，運用訪談、非參與觀察與文件分析等方法蒐集資料，以達到瞭解形成性教師評鑑在國中實際運作的歷程、成效與困難、影響因素之研究目的。研究結論如下：（一）本個案實施教師專業發展評鑑的歷程可分為「準備階段」、「實施階段」、「檢討階段」等三個主要階段。（二）本個案推動形成性教師評鑑過程中產生以下成效：(1)促進教師彼此的討論分享；(2)刺激教師教學省思；(3) 提高教師自信心；(4)產出教學相關資料，有利校務評比之佐證。（三）本個案在推動過程中遭遇以下困難：(1)教師對於評鑑仍心存疑慮；(2)研習時間無法配合制度進程；(3)書面化及時間壓力。（四）本個案之教學領導與教師文化以對形成性教師評鑑的正向影響居多，但仍有部份特質可能造成推動過程的阻礙。本研究並根據上述結論做出若干建議。

本研究以高雄地區11 所國小一、三年級2,339 名學童為研究對象，接受問卷調查以追蹤了解幼兒園英語學習經驗對剛入國小一年級學童、及開始接受國小英語課程之三年級學童的英語學習動機、國英數三學科成就表現之影響。其中，英語學習動機問卷係依據Gardner（1985）之第二語言學習動機為架構，設計並經專家效度與預試結果之修正和建立信效度而完成，以進行正式問卷調查。量化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卡方及t 檢定、單因子變異數、事後比較分析法及T 分數轉換等統計處理。其結果：六成以上學童有幼兒園英語學習經驗，其「英語開始學習時間」早晚、幼兒園「英語學習場所」有無及多元（校內外）或單一、「英語上課時數」長短、外籍或/及中籍「英語師資」搭配模式，對國小一、三年級學童之英語學習動機，無論是工具式、融入式動機及整體動機皆有不同層次之影響。學前階段無論哪個年齡班級開始學習英語，學童之國英數成績皆比小一或小三開始學習英語之學童有較佳的學業表現並達顯著差異。

學校文化與科技改革的互動，並非單一方向純技術性的問題，而是歷史、政治、社會的議題。美國教育史學者Larry Cuban 以其對科技應用在教育改革的歷史思維，檢視科技為本的教育改革中學校根深蒂固的文化結構，說明學校科技使用有限的原因。本研究採以歷史研究法及文獻分析，分別從教育改革說辭、論述與實務的分歧、學校文化與科技改革，以及科技改革的實踐等面向，探討Cuban 是如何解構提問、如何從史料中提出驗證、如何從學校中尋求科技使用的脈絡、如何將現況轉為正面的思維，省思其對教育改革的啟示。綜合歸納出：(1)科技進入學校現場中普遍存在著窘境；(2)學校文化結構的堅定信念造成科技有限的使用；(3)教師使用或抵抗科技是科技倡導者的政治性宣稱；(4)教育參與者應承擔社會倫理的責任，訴諸於科技使用的公共論述等結論。